就算是已批的項目，我們是否也應重新檢視呢？例如簡約公屋，偏遠的地點，是否仍是如期做呢？可否檢討或調查一下過渡性屋的使用率及公屋的空置及流轉情況，有冇地盡其用呢？既然我們荷包唔夠錢，幾萬個簡屋數年後的拆卸費用，是否應該早些讓公衆知道？否則屆時找誰埋單呢？
對腦退化症的照護服務，我們暫時太倚賴政府透過NGO提供的服務，服務的範圍及數量難以應付需要。參考其他地區，大部分的也以家居照顧為主，使長者能在家享有較為舒適的生活，盡量延後住院需要。為此，不少地方加強培訓專業照顧者，公私營合作，提供不同種類的家居及喘息照顧服務。
希望政府能主動與海內外各地的專家及團隊接觸，打造一個長者以至是腦退化症友善城市，或可使香港成為對該症護理的亞洲研究及發展中心。在這方面，我是很樂意提供以我所知的聯繫。
要處理結構性問題，政府必須與市民同行（share with conviction)，真誠地與市民共同接受新的常態，清晰地告訴市民香港未來二十年的主要經濟動力，讓市民能有所準備，與政府同行。
照顧者、精神健康及腦退化症三組字，並不是，亦不能祇被視為幾個普通的名詞。究竟我們要再談論或辯論多少次，才能說服當局為受困擾的市民制定全面策略，提供到位，週全的照顧及支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