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學出發，香港的人口老化，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照顧者的撫養壓力日益上升，不利於香港社會和諧及經濟可持續發展。歸根究底，以上人口結構轉變的挑戰源自於價值觀轉變與制度問題的交織關係：家計會最新「202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發現，兩成青年表明無意生育，在工作制度上，家庭友善相關措施不足，Working Mum Guilt 讓女性對生育卻步。在這種情況下，彈性工作制度能夠納入生育政策的考慮，讓Z世代（GenZ）能夠在工作，育兒，家庭，自尊感及自我實現之間取得平衡，增加生育的誘因，以應付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結構性挑戰。
從經濟效益出發，彈性工作制度能夠釋放的潛在勞動力，譬如婦女，照顧者和長者。根據政府統計處，2023年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52.2%，反觀，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的數據，彈性工作盛行的國家，如瑞典，荷蘭，芬蘭及丹麥，有高達78-81%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其次，類似的數據差亦反映於潛在銀髮勞動力，於2023年，香港長者（65歲或以上）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13.6%，反觀，根據經合組織（OECD)， 在其他彈性工作較普及的亞洲經濟體，如韓國和日本2022年長者（65歲或以上）勞動人口參與率分別為37.3%和25.6%。
而心理健康方面，不少研究皆指向彈性工作可提升僱員的自尊感，進而提升工作積極性及效率：求職平台（CTgoodjobs）2023年調查指，10分滿分，在香港，公司有「自行選擇工作時段」及「在家工作」安排的上班族，其工作快樂指數分別達5.77分及5.31分；相反，公司沒有任何彈性工作安排的上班族，其工作快樂指數只有4.83分。現在香港年輕一代流行網絡用語 ——「社畜」用來自嘲，表達為了打工而放棄人生價值的無奈感， 確實值得反思香港青年的心理健康和反映推行彈性工作的迫切性。
誠然，彈性工作對企業而言，或有成本效益和企業文化適切性方面的顧慮，仿效北歐國家以法律為工具推動彈性工作或過於強硬；建議可以參考新加坡 ，2013年推行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津貼」，為僱主提供另類經濟誘因。新加坡持續採用彈性工作安排的僱主比例，由2019年的53%上升至2022年的71%，成功 「正常化」 彈性工作制度。
總之，彈性工作的重要性反映在各個方面，提倡彈性工作制度，能夠給予港人更多喘息空間，讓香港社會更幸福，共同實現共融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