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低生育率是多種因素疊加的一個結果，一是系統性因素，生育率下行是全球的共同趨勢，這是人口發展的規律。二是暫時性因素，包括育齡群體規模的下降和婚育推遲效應造成一時生育率低，這是很難去干預的。第三類因素是育齡群體生育意願較低，認為生育成本較高，這類因素則存在很大政策空間，而政府生育支持政策正是應對這類因素。針對出生率低下，《2023施政報告》提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包括兩萬元生育獎勵金。不過，關於輔助生育的措施著墨有限，只增加公營服務名額和提供扣稅，令坊間對於輔助生育措施的期望落空。
實際來說，政府向新生嬰兒家庭派發現金的成效非靈丹妙藥，這一點有案例為證：新加坡早在23年前推出累進式資助計劃，誕下二胎或以下的家庭可獲約6.2萬港元，不過數據卻顯示生育率不升反跌，由2002年的1.37胎降至2021年的1.12胎。這一例子顯示政府在給予金錢補貼之外，還應為女性提供更多輔助生育的便利措施。
參考外國鼓勵生育的做法，對於具有生育意願卻一直因為身體原因未能生育的家庭，日本東京都於去年推出凍卵津貼計劃，向患者提供約1.5萬港元以進行有關服務。計劃推出後反應遠超預期，原本二百個名額共吸引七千人登記。當前，香港針對公營輔助生育服務長期供不應求，政府可考慮為申請生育輔助輪候逾一年的人士提供資助，鼓勵他們使用私家服務以達致分流作用。雖然推行輔助生育措施的成本以數億計，但將有效提高港人生育意願，間接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將足以抵銷政策成本。
在六月十九日，南韓政府公布新一輪鼓勵生育措施，他們形容低生育率為“national emergency” 國家緊急事件。他們大幅增加每月對暫時需要照顧兒女的父母的補償資助由1,500,000韓元增至2,500,000韓元，提供更易審批的房屋貸款，增加保母和降低早期教育的學費。
最後，人口是一個複雜系統，生育支持政策涉及全社會的多個方面。總體看來，針對當前香港人口結構出現的問題，政府應當從宏觀政策，多方共同發力，建立香港生育支持政策框架，促進普惠托育，改善生育友好氛圍，令全社會關注生育、支持生育的聲勢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