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政府部門，例如康文署，食環署，房屋署，及政府產業署，聘用超過20,000名非技術外判員工。多年來，外判服務弊病叢生，其中服務承辦商違反外判服務合約規定及勞工法例的事件屢有發生，不但直接影響公共服務質素，還令基層外判工人在薪酬、基本的僱員福利及職業安全權益遭受剝削。就例如職責相似的員工，政府的二級工人對比外判員工，薪金多超過兩成。外判員工，更加難以獲得晉升的機會。同時部份承辦商更藉各種方法，逃避強積金計劃條例下僱主的責任，削弱工人的退休保障。
外判員工服務的原意也許是為了提高成本效益，但到頭來損害了勞工的權益，尤其是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例如長者等等。政府外判工大多數只具有小學程度或以下學歷，有接近兩成的受訪者年齡高達65歲以上，他們是社會的弱勢一群，更遑論有與大公司議價的能力。主席，我們今日忽視這個問題，任由他們繼續領取低薪，就是間接成為令到老年人口不能安老的幫兇。無論參考外國或國內，就以市政環境維護為例，大部份的國家都將這些編制納入公務員體系，給予這些員工更多的法律保障，以及相應的薪酬。除此之外，在改革前，選取合約的條件亦需要進行改善，例如不能在以價低者得作為目標，因為這樣只會間接壓低僱員的薪酬，必須要以承辦公司的整體服務及過往表現作為指標。
外判制度除了難以保障勞工權益的弊端之外，更深層次反映出政府應警惕公務員內部存在的「懶政」思維。雖然多數外判工作是基層工作，但基層工作是最直觀向市民展現政府形象的工具。如今政府行事過度依賴外判，習慣性通過「花錢了事」，長此以往，政府缺乏自主做事的主動性，對公共服務內容缺乏掌控感，從另一種角度而言，又何嘗不是被外判公司所綁架。過度依賴外判的思維模式，是拉低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拉開政府與市民之間距離的原因之一。政府公務員缺乏真正深入一線和基層的經驗，對於社會的了解和把握只停留於紙面，何談維護市民切身利益？何談與市民同呼吸？
制度必須要改革，利用外判，而不依賴外判，體現出政府主人翁意識，改善外判制度弊端，發揮出外判制度的積極性，在提升公共服務質素的基礎上，亦有效維護勞工權益和幫助弱勢，才不會辜負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