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分三點說明。
一、法庭已為我們劃出理性討論的起點
結合高等法院在岑子傑案的判詞，譬如涉及 “外國同性婚姻承認”的第 121-123 段、第 128-151 段、以及第 179-196 段等段落，高等法院通過不同的論述把“婚姻”與“登記伴侶”從法律性質、公共政策、國際公約三個層面作出詳盡區分。判決清楚指出：登記伴侶制度並不自動等同於修改婚姻定義，也不必然觸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對等承認問題。換言之，草案今天只涉及“較小權益”──讓同性伴侶在居留、醫療決定、遺產權益上擁有一紙可被公共機關查核的登記證明。既然法院已把“是什麼”講得透徹，立法會的任務便應回到“要不要”與“如何做”，而不應再把登記伴侶上升為“婚姻”或“道德”的全面戰爭。立法會有義務通過理性客觀專業的討論，提醒和引導社會：把議題放回其原有尺寸，才能量出香港真正的分寸。
二、公共行政必須講科學，也要講“社會基線”
根據政制局早前公佈的數據，該局共接獲10775份公眾意見書，當中2081份表示支持，包括705份標準格式化而沒有進一步提出具體意見或建議署名電子表格，反對的則共有8694份，支持與反對佔比分別為19.3%與80.7%。但當我們把“支持”再細分，發現有相當部分群體僅接受“有限度登記”，而非“等同婚姻”。根據統計處最新的數據，統計處公布十八歲及以上市民從未結婚比例持續上升，離婚率較十年前上升，同居異性伴侶數目亦逐年遞增。數據告訴我們：雖傳統婚姻本身已不再是唯一家庭形態，但新形態也未被完全接納。若公共政策要科學，便須承認“社會基線”仍在移動。此刻若強行通過或全盤否決，反而壓縮了未來討論空間。在社會共識尚未充分形成的情況下，貿然推動或否決都未能充分尊重社會發展的客觀進程。我認為我們需要預留時間讓基線繼續移動，讓下一輪立法有更紮實的實證基礎。
三、不鼓勵，但充分尊重──國際城市應有的“最低度共識”
香港每日近千班國際航班起降，八到十萬外籍長住人口，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為約9 960間，當中包括1 410間地區總部、2 410間地區辦事處及6 140間當地辦事處。我們需要清晰知道，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國際投資者首先看的不是我們的道德取向，而是制度科學性、可預期性與糾紛解決成本。放在本次議題，一張“登記伴侶證”能否在遺產、稅務、醫療決定上被銀行、醫院、入境處一致承認，比它叫什麼名稱更重要。針對這一點，我明確反對把草案標籤為“西方價值入侵”，也反對把“反對者”一律打成“歧視”。國際城市真正的軟實力，是在“我不鼓勵”與“我充分尊重”之間找到最低度共識：不鼓勵任何特定生活方式，卻在法律上提供最低限度、可核實的權利救濟。這個議題在國際上都算是“敏感議題”，香港的處理方式應當讓各界意識到：香港社會經歷幾多風雨，也不怕爭議，只怕爭議被簡化為標籤。香港不靠口號站隊，而靠程序理性把爭議轉化為可執行、可覆核、可訴訟的具體規則。
結語：把聲音留給更大的理性。
針對這個讓不少人質疑法庭角色、立法會是否必須聽從法庭的議題，我認為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司其職——法庭負責判決，行政機關負責行動，立法會負責討論表決，三者都應盡到各自責任。作為律師，我想為法律、法庭及普通法制度引用兩本書的內容：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先生在《香港司法的未來》第20頁提到「行政機構、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三者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它們是確保香港社會和平穩定的平等支柱。法庭並不比其他兩個分支更高，卻是與它們一起維護香港法治的平等夥伴。」；《香港法概論》第19頁序言中，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指出普通法系統的特點，當中提到：「普通法制度十分關注在個別案件中的個人權益，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尊嚴和價值是最可貴的，普通法制度的一般取向，是不願意為了所謂社會整體的利益或政策而犧牲個人的重要權益。」
正如電影《從今以後》(All Shall Be Well)裏，所展現的那樣，多元的生活形態與情感選擇在現實中已然存在，這是客觀的社會現實，我們無法回避，唯有以尊重的態度正視，才能體現社會的包容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