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控煙政策，政府的努力確實取得了積極成效，數據顯示，香港的吸煙率已從上世紀高峰期的逾20%降至如今的約9.1%。隨著《條例草案》的提出，政府進一步推進「控煙十招」，當中八招透過立法實行包括計劃於2027年第二季左右起分階段禁止加味傳統吸煙產品。
二手煙對公眾健康的危害毋庸置疑，不僅會增加非吸煙者罹患肺癌、心臟病等疾病的風險，還會影響兒童及孕婦的健康。因此，我完全認同在室內場所全面禁煙或嚴格控制二手煙排放，這是保障公共衛生的基本要求。條例草案中擴大法定禁煙區及排隊禁煙等規定，正是針對這些痛點，旨在減少煙害對無辜者的直接影響。
然而，在我們肯定控煙帶來公共健康益處的同時，也需審慎評估其伴隨的經濟與社會挑戰。香港作為高度市場化的國際城市，控煙政策的成本賬不能僅算「公共衛生賬」，還須同步考量商業損失、執法成本、城市形象影響等隱性代價。嚴格控煙雖可塑造健康城市形象，但若推進過急，或執法不均、溝通不足，容易被外界解讀為管制過度或營商不友善。公共衛生成本本身是維持自由城市運作的一部分，吸煙是個人自主風險選擇的體現，政策制定應在保障市民健康效益的同時，兼顧經濟與社會的整體平衡。換言之，追求健康與維持開放自由的經濟生態，應是並行不悖（音：貝）的公共目標。
另一方面，政策效益亟需科學量化與驗證。當局指出嚴格控煙能提升旅遊吸引力與國際形象，我認為其成效需要透過可衡量的經濟指標加以證實。同時，私煙及黑市風險的評估與對策亦不容忽視，以確保政策說服力與執行成效。
我十分支持及贊成「控煙十招」中的絕大部分措施，但對於禁止加味傳統吸煙產品的建議有所保留。放眼全球，多個國家與地區已實施不同程度的控煙政策，但同時禁止新型煙草產品（如電子煙及加熱煙）與加味煙的例子，並非自由商業城市的普遍路徑，更多見的是針對銷售渠道、青年保護、尼古丁濃度與廣告推廣，採取分層管理與循序調整政策。以歐盟為例，其2016年先禁止除薄荷外的風味香煙，並於2020年將禁令擴展至到薄荷口味，但對電子煙採取嚴格管制而非全面禁止，允許其作為醫療認證的戒煙輔助工具。
在本地適配層面，香港擁有高密度的跨境旅遊與物流網絡、頻繁的短期商旅活動，以及跨國企業涉及的複雜合規安排。在此背景下，當局應充分考慮加味煙禁令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若合法市場縮減，私煙與非法加味產品恐填補需求真空，反而增加執法難度與社會成本。另外，加味煙被部分吸煙人士視為轉向減害產品或戒煙過程中的過渡選項，若全面禁止，或許會促使一些使用者退回吸食傳統煙，或因選擇減少而延遲戒煙意願，進而偏離降低整體吸煙率的政策初衷。因此，參考海外經驗固然重要，更關鍵的是建立一套契合本地經濟結構、社會文化與法律環境的評估框架，持續追蹤國際動態與本地實施成效，適時調整措施的力度與節奏。如此既可維持政策的科學性與可行性，也可避免因推進過急，而在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之間製造不必要的張力。
在討論控煙的同時，我們亦應以更宏觀的視角審視公共健康政策的定位。近年市民愈發重視身心健康，控煙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控制」是否等於靠「禁止」就能達成目標？在健康議題上，香港還需更全面、更有遠見的佈局。本港多年著力禁煙，而在其他同樣關鍵的健康領域，如肥胖問題、精神健康服務及腦退化症支援等，卻欠缺政策創新與足夠資源投放。要在有限資源下提高整體健康回報，政策應同時兼顧「降低風險」與「投資健康」。以新加坡為例，其「活力老化計劃」不僅鼓勵長者進行肌力訓練，更從社區層面系統推動慢性病管理、健康飲食與精神健康支援，展現出全面、積極的健康治理觀。
總結而言，香港推行更為嚴格的控煙政策，體現了政府對公共健康的重視，方向值得支持與肯定。良善目標亦要匹配良好政策，不必「畢其功於一役」，而要循序漸進，讓政策在實踐中不斷優化。唯有在政策設計與落地上更加審慎，兼顧公共衛生與個人自由，統籌經濟民生與營商環境，香港才能在控煙成效、城市競爭力與社會共識之間取得多贏。
基於以上原因，我稍後會支持邵家輝議員的修訂，特別對於將何時禁止加味煙交立法會作最後把關。若他的修訂不獲得本會支持，由於條例草案將所有控煙招式包括禁加味煙綑綁在同一條例草案，縱使我支持其他措施，礙於提到的綑綁，我會選擇投下反對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