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工務工程優先次序，押後非急迫項目，將資源更多地向重點經濟及民生建設項目傾斜，可以避免削減涉及民生的開支，同時也能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香港現行工務工程規劃體系形成於經濟高速增長期，部分項目立項依據已與當前社會需求存在偏差。過去10年，27個甲級項目因"不可預見因素"超支670億港元（佔撥付總額7.5%），審計署揭示部分超支實為需求評估不足所致。近幾年來，發展局項目策略及管控處（2019年成立）雖審閱540個項目並節省1,900億港元（佔原預算16%），但聚焦"設計優化"而非實際需求合理性，未解決立項時需求與預算錯配。
檢視工務工程優先次序，確保重點項目提速提效，我認為可以分為三個層級：首先，核心民生工程應列為最高優先級，包括公屋建設配套基礎設施、公立醫院擴建、老舊街市翻新等直接關係市民基本生活質量的項目。這類項目的評估指標應側重服務覆蓋人群數量、需求缺口比例等硬數據，理應優先保障。經濟引擎項目構成第二層級，涵蓋北部都會區跨境基建等具有戰略價值的投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北部都會區經濟影響評估》測算，北部都會區首階段基建完成後將創造 18 萬個就業崗位，區域經濟產出增加 2.3%，此類項目需確保資金連續投入。非緊急項目可納入暫緩清單，如部分政府辦公樓宇的節能改造、非歷史建築的外觀修繕等。這些項目可通過設立 “財政健康閾值” 動態調整，待財政儲備回升至 GDP 的 25% 以上再重啟實施。另外，通過制度創新為本地工程發展增值增效，譬如眾所周知的公私合營PPP項目管理模式，核心價值在於 「風險共擔、效率共創」，目前在基礎工程運營過程中可引入AI管理，借鑒成功PPP項目經驗及譬如新加坡基礎設施局（IA）的協調機制，在北部都會區等項目中先行先試，打造智能時代的PPP科學治理範本。
最後，科學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並非簡單的 “砍項目”，而是通過精準投放實現公共資金效用最大化。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基建投資經濟回報研究》（2024 年）通過投入產出模型測算，聚焦高價值基建（如跨境交通、創科園區）的投資乘數效應達 1.8，遠高於分散投資的 0.9。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這種理性、務實且具有創新意識的工務策略將為香港構建更具韌性的發展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