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層面,香港政府不應僅停留於口頭階段,應真正看到本地商家的困境,積極應對,通過稅收優惠、租金補貼等政策,幫助受影響的零售、餐飲企業緩解經營壓力,同時保障一些百年老店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等等。舉例而言,放寬對公共活動與城市空間的過度規管或許是提振本地消費的有效舉措。外國城市如紐約疫情期間推出「Open Restaurants Program」,容許餐廳設戶外座位,並延續至今。首爾亦推動寵物友善政策,設施遍佈公園、商場與餐廳。反觀香港,空間與活動受限,難以激發市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意欲。戶外餐飲區試行遲遲未果,阻街執法日趨嚴厲,夜間泊車政策未見放寬,環保、控煙與寵物禁入等政策層層疊加,令本已艱難的行業雪上加霜。
消費結構的變化亦反映出香港本地市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變化。除了尋求性價比之選,我們都要反思,是否政府習慣於關注宏觀經濟數據,而忽略了本地廣大市民的荷包冷暖?因為不排除一些市民,在深港兩地奔波只為省錢。當消費者追求的並非純粹商品或服務水平,而僅僅因為想少花點錢,面對這種情況,無論商家如何做都是徒勞。因此,我們討論消費市場,便不能只看數據、商戶以及宏觀經濟,也要關注微觀層面的市民生存狀況、平均收入水平、對本地生活的滿意度以及生活幸福感。面對通脹持續、就業困境、高壓社會環境,當我們的市民收入水平難以提振,又何談讓他們願意消費?
香港要重拾經濟活力,不能寄望一時熱鬧,而需推動深層轉型。與其倚賴零碎優惠,不如推行系統性改革,多方面同步推進,方能重建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消費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