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法律，均認可和保障‘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這一制度是我們社會得以穩定發展和延續的必要條件之一。我是支持有關傳統，但我們難以逃避一個現實，即是性少數群體是客觀存在於我們社會的一份子，不因傳統文化和法律的不認可而消失。
基於傳統文化、現有法律以及客觀現實之間的博弈和權衡，我希望從法律的角度更加客觀的提供一些視角。傳統婚姻制度作為法律規範，其核心功能是確立社會最小單元的權利義務框架（如財產繼承、子女監護、稅收優惠）。這種制度設計源於農耕社會的協作需求，具有穩定社會預期的功能。但現代法律需回應社會多元化的現實，不破壞傳統制度的前提下，保障性少數群體的權益，或者尋找法律改革的可能路徑，是香港法治社會精神重要體現。
更直白而言，性少數群體在被標簽化和被定義之前，他們首先是一個“人”，應警惕將群體化標籤定義在其“人”的權益之前。簡單舉例，本人曾在前年發佈報告倡議當局在處理房屋問題之時，在基本房屋政策之外，還要注重保障單身人士住房權益。當前社會福利制度與婚姻制度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譬如公屋申請都會優先考慮三人或以上家庭，高齡單身人士亦需年滿58歲才可申請「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單身人士住屋需求長久被迫壓抑，只能遊離於政府保障網之外，這部分單身人士存在一定比例的性少數群體。縱然傳統文化與現有法律難以認可其婚姻關係，但也應給予不同群體以基本的生存空間和保障。雖然在2024年最高法院關於香港房屋委員會（HA）兩項上訴案的判決書，主要圍繞 HA 公屋（PRH）和居者有其屋（HOS）政策對同性伴侶的適用問題，判定相關政策因歧視同性伴侶且無法通過合比例性測試而違憲。但對於勢單力薄的普通市民而言，僅僅為了一項最基本的住屋權益，卻需要等到法院判決，其間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實在是太過於龐大。
事實上，傳統婚姻制度與性少數權利的調和，本質是法律如何在穩定社會預期與促進社會進步之間取得平衡。縱觀國際上不同的法律體係和相關判決，比較法經驗表明，通過權利分層（婚姻權與親子權適度分離）、法律術語中性化改造、專門立法等制度創新，可在不大幅沖擊既有社會結構的前提下實現漸進式平等。尤其對於具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特區政府更需要瞭解社會各個群體的生存處境與狀況，為社會各個群體的平等權益保障和反歧視提供更為準確、科學的政策依據和建議。關鍵不在於顛覆傳統，而是通過法律技術將多元價值納入可治理框架，這正是現代法治的韌性與智慧所在。